美债困局：深层矛盾不可调和

　　⊙田 立

　　下周二就是美元主权债务的大限了,很多人都在担心,一旦美国国会不能就政府债券额度达成一致,就极有可能造成美元主权债务危机,并波及全球。毕竟,这个世界的经济还在被美元主导着;毕竟,美国金融危机对全球经济影响的阴影尚未散去。值此全球经济仍处震荡时期,如果美债再来添乱的话,那可真是雪上加霜了。

　　那么,这场即将爆发的危机有没有避免的手段和解决的机制呢?从“避免”的角度看,我们希望的是“治标”手段,尽管这样做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,但对于高烧超过四十度的人来说,先把温度降下来才是一切后续手段的前提。然而遗憾的是,即便是治标,美国人可选择的手段也少之又少。

　　首先当然是美国两党达成协议,给主权债务人(美国政府)喘息的时间,以图今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。但国会对此冷淡是有理由的,时间能抚平美元债务危机的创伤吗?如果不能,那美国政府只能迎来更大的危机和更严重的后果,如果是那样的话,还不如把问题早些暴露出来的好。

　　其次,美国政府也可以选择美元贬值的办法来减轻债务负担。实际上,白宫对于自身债务危机早有“预感”,今年5月联合国授权北约对利比亚动武时,美国一反常态地往后躲,就已埋下了日后美元贬值的伏笔。一旦美债出现问题,美国可以通过彻底“回避”利比亚和平解决方案的方法,使美元在石油产出国的控制力下降,从而使美元指数下滑,以此来缓解美债难题。(从这个意义上讲,美国人也许很后悔那么早地披露了击毙拉登的消息,因为那让美元指数大升)。如果还不能达到预期效果,华盛顿可能真的就要全面调整外交政策了,用一位军事迷的话来说就是全面撤退。尽管这可能与所谓的美国国家利益相冲突,但作为旁观者,从纯粹的学术角度说,这也是一种选择。

　　除此之外,奥巴马政府恐怕就只能像现在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国家那样,采取资产置换的方式来化解矛盾了。但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,又是联邦制政体国,政府可用于置换的资产究竟有多少,与其债务比例有多大,是个相当值得怀疑的变量。

　　但即使存在所谓的治标灵药,美元主权债务在深层次上的矛盾仍是问题的关键,这些矛盾累加到一定幅度时,依然会以爆发的形式出现,并严重冲击世界经济,这才是有远见人士最担心的。那么,美元债务问题的深层次矛盾有哪些呢?

　　首先,长期贸易逆差是美元主权债务膨胀的直接原因。美国人总是喜欢把贸易问题政治化,批评其贸易顺差伙伴的汇率政策、关税政策,甚至是产业政策等,却完全忽视了贸易差的本质。著名金融学家莫顿·米勒在1994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,以日美贸易冲突为例解释了贸易差的根本原因。米勒教授认为,是日本的高储蓄率和美国的低储蓄率造成了两国的贸易差,高储蓄率必然带来高投资率,当国内投资不足以满足这种需求时,转向国外投资同样必然。日本人选择了美国作为投资对象,而对美投资需要美元,于是向美国出口多于进口就成了唯一选择。一旦日本人拿到更多美元,就会投资于美元债券。反过来,在这种特殊激励下,美国人只要缺钱就可以大肆发行债券,从而进一步鼓励了美国的低储蓄率和高负债率,这当然也包括美国政府的高债务率。

　　如果米勒教授的上述分析是正确的话,那么第一个不可回避的深层次矛盾出现了:一方面,美国作为世界主导货币的发行主体,必须不断输出美元,而输出美元的最直接、最主要途径就是贸易逆差(这和当年的特里芬难题基本一致);另一方面,贸易逆差必将推动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,这就要求美国必须输出美元债券,而美元债务达到一定规模时,其偿债能力就可能捉襟见肘。由此,债务危机就要出现。

　　借着米勒教授的逻辑往下捋,抑制美元高债务率的必然环节是提高美国的储蓄率,假定一定时期内美国国内生产性投资水平不变,提高储蓄率的途径就只有“要么政府减少消费,要么民众减少消费”了。减少政府消费的最简单途径,是将政府消费转向政府投资,但这恰恰是美国政府最不愿做的。一方面,凯恩斯主义的失效给美国人以深刻的教训,政府投资的最大问题在于任何人都证明不了政府比市场更聪明;另一方面,金融危机之后,美国政府放弃救助支柱产业,转而鼓励新能源、新技术产业的调整政策,这已在后金融危机时代开始发挥作用,一旦要政府转向投资,就意味着奥巴马政府必须放弃已经见效的救助政策,这个层面上的矛盾可能更不可调节。

　　美元主权债务危机背后的这些不可调和的深层矛盾,正是美元主导世界经济的现有体系开始出现瓦解的征兆,这是旧体系崩溃的前兆和新体系建立的序曲。美元必须被新的主导货币所取代,并建立更科学的货币发行机制。我们所能做的,除了默默承受新生前的阵痛外,就是做好迎接新体系的准备。

　　(作者系哈尔滨商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工程研究所所长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