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27事件回眸：中国金融期货永远的伤疤（3）

金融期货之殇

闯下大祸的管金生不久便锒铛入狱，2003年保外就医，如今已恢复自由身。对当初的疯狂举动，在公众面前，管金生始终未置一词。事件相关的利益方面对记者的采访也不愿多说，讳莫如深。不过，327国债期货事件和关闭国债期货交易之后的十五年时间里，市场中人对此进行了不间断的反思。

作为证券市场初创时期推出的我国第一个金融衍生品种，国债期货的出生不可避免地带有“干起来再说”的草莽色彩。国债期货推出前十天，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《国债期货业务试行规则》，通篇规则共9章52条。凭着这3000多字的《规则》，一个金融衍生品种就这样上市了，今天说来没人相信，但那的确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。不仅如此，相关法规不健全、监管缺位。国债期货市场长期处在无法可依的情况下运行，交易所作为一线监管机构没有履行对市场的自律监管职能。在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前，由于没有明确的监管部门，实际“四不管”，整个市场处于无序失控状态。

采访中，当时参与市场的人士都指出，无论从利率环境还是现货基础看，当时的国债期货是个“早产儿”。从国际经验看，期货市场的顺利进行，必须有一个相匹配的现货市场。327品种对应的国债，其发行量只有246.79亿元，即使实行混合交收，整个国债的实际流通量也不足650亿元，极易导致市场操作和过度投机。

此外，在风险控制方面缺乏信息技术的支持，没有熔断机制，也是导致327国债期货事件的重要原因。李红光告诉记者，当时日间交易价格波幅高达3—4元，这在国际期市上是罕见的。而且，当时交易所如果在技术上做限制，万国那2000多万口空单也打不出去。

然而，更多的反思则指向了备受争议的保值贴补率。一位当时参与国债期货交易的资深人士告诉记者，国债期货演变为多空双方对保值贴补率和贴息政策的对赌，最终导致国债期货成为“政策市”、“消息市”的牺牲品。

在证券市场20周年之际，曾经一手推出国债期货的尉文渊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说：“如果讲我这些年的遗憾，主要就是国债期货市场我们没把它搞成，最后被关了。特别是后人又是这样去总结，延误了发展进程，这个是比较大的缺憾。”

让人欣喜的是，有了国债期货的前车之鉴，股指期货推出半年多来总体上平稳运行。让金融期货成为推动市场发展的天使，而不是葬送市场的魔鬼，无疑是所有参与证券市场人士的共同心声。